曼哈顿 金榜题名
作者：宋世雄
了解宋世雄先生的人都认为他的体育报道雄辩滔滔、机智，显示出他对体育的广见博闻，以及描绘体育运动时所倾注的极大热情。
——路易斯·施瓦茨
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宋世雄先生为把体育节目带给这里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做出了贡献。36年中，他是中国人民的眼和耳；他是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国际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之一。
——勒罗伊·沃克尔
在希尔顿酒店那一刻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牢记着一个或几个最美好的日子；我相信，任何一个人的记忆屏幕上，都铭刻着一件或几件最值得纪念的事情。
比如高考上榜、结婚生子、夺魁领奖，等等等等。
我今年58岁，一生经历了多少难忘的时刻，而1995年11月30日，对我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
那一天，准确说是那个晚上，再精确一点，是时间长河的一个瞬间，长久地深刻地并且是辉煌地留在了我的脑海。
那个稍纵即逝的瞬间，合众国际社、美联社、共同社、法新社、路透社、塔斯社、新华社……迅速地作了报道。它也曾闪现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新闻联播、中国新闻、体育新闻……
因为仅仅数十秒钟，或者两三分钟，有些人可能不曾特别留意上心，更多的电视观众，可能只瞅一眼便将它抛到脑后边去了。
但是，我的领导我的老师我的同事我的亲友们都密切关注着这个时刻：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王光英，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孙孚凌、杨汝岱、洪学智，以及荣高棠、武绍祖、袁伟民、杨伟光、刘吉、朱树豪、郎平、邓亚萍、张之、袁世海、梅葆玖、韩芝萍、王树芳、王铁成、李光羲、李维康、耿其昌、杨洪基、姜凤山、韩茂富、藏族友人日戈等等一大批朋友纷纷表示由衷的祝贺。
孙孚凌副主席特地派秘书到家里，给我送来最好的茶叶，嘱我保养好嗓子；荣高棠的嗓音在电话里显得十分兴奋，他说，这是一件大喜事啊。而我的妻子钟瑞在此之前的若干天，一直盼望着这个瞬间的降临；我的在清华大学攻读精密仪器专业的儿子晓辉早已准备好了录相机，时刻处于“战备”状态。
我那远在加拿大的女儿晓梅，平时非常节俭，舍不得乱花一个子儿，但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特别地打来越洋电话，和她妈妈说起来就没个完。时隔两年，当加拿大《星岛》周刊采访晓梅，问有什么事情使她印象最深时，晓梅幸福地笑了，她回答说：1995年11月30日，爸爸在曼哈顿希尔顿酒店的那一刻……
当钟瑞后来反复欣赏那个短暂瞬间的录相时，她仍然止不住热泪潸然。
她说，世雄，你整整奋斗了36个春秋啊。
此言不虚，整整36年！36个春秋，三轮本命年，一个人的半辈子！
在宋晓梅对《星岛》周刊记者叙述过的那个时刻，我平生第一次身着晚礼服庄严地步入纽约曼哈顿豪华的希尔顿酒店，穿越流光溢彩金碧辉煌十分气派宽敞的大厅，走向面对主席台的最前排。
我就这样来到那个最显眼的位置，出席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举行的“名人堂颁奖宴会”。
矩形的大厅中，熙熙攘攘地聚集了五百多位来宾，他们当中有在美国享有威望的体育评论员、体育明星，政界、商界、新闻界、文化界和广播电视界人士，还有军界的将军以及来自世界部分国家的代表，可以说，是一次美国主流上层社会的聚会。
一会儿以后，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隆重的颁奖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
而我，一个中国的体育记者，一个体育转播评论员，此时此刻就跻身于等候领奖的六个幸运者之中。
在兴奋而快乐的时刻，人的记忆往往兴奋而漫无边际。我不由得想起13年前感人至深的情景。那是在南美的秘鲁，中国女排获得第二次世界冠军的大喜日子里，中国姑娘们纷纷把她们的金牌挂在我的脖子上，让我和她们合影留念。
“你和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姑娘们这样对我说。
那时，我沉浸在兴奋之中，没有意识到我脖子上挂着的是别人的金牌，更不曾奢望，某一天我自己也能夺取一枚金牌金杯。
然而，今天晚上，我就要领取一尊金杯为祖国赢得一份荣誉了，您说我的心情能平静下来吗？
振奋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
当主持人开始介绍我的时候，我稳健地走上领奖台，向全场招手致意。大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许多美国同行拥上前来和我握手、拥抱，气氛非常热烈，非常友好；而当我用祖国的语言发表获奖演说的时候，整个大厅又鸦雀无声，绝大多数来宾听不懂中文，可他们肃然起敬地注视着我，安静、文雅而又尊重。
我知道，这不光是对我这个中国人的尊重，这是对中国语言的尊重，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对中国体育的尊重，对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尊重，一句话，是对中华民族的尊重。
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激动万分，可我没有流泪，我只是笑，一个劲儿地笑，高兴地笑，兴奋地笑，骄傲地笑。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又怎么能表达出我的切身感受？
当我从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总董事长朱拉斯西欧手中接过“1995年最佳国际广播电视体育主持人奖”杯的时候，我感着了这个奖的切实而沉重的分量。
的确，美国官方人士非常看重这个奖，它的规格相当高。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出席宴会并致辞。美国总统克林顿、纽约州州长帕塔基、密执安州州长恩格勒等专门写来贺信，而颁奖人原先定的是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后因外事活动未到）。
或许是由于美国特别重视体育转播和体育解说的缘故，他们在这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奖评选活动中，显得相当相当“吝啬”。从1980年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成立以来，一直是美国人垄断这项大奖，只在1987年和1989年分别颁给过一位日本人和一位英国人。而我，是获奖的第三位外国人，也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
因此，我高举麦克风状的奖杯，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并油然而生一种神圣的庄严感和自豪感。
颁奖仪式上，宣读了克林顿总统给我们六位获奖者的贺信。贺信上有这么两段话：
“许多年来，体育节目评论员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竞技和体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高尚的品德和独到的风格自广播事业初始以来就为体育爱好者提供了大量的娱乐和信息。通过丰富有趣的评论和精辟的分析，他们为比赛和运动注入活力，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许多幕后的故事。”
“他们用他们的技巧和洞察力，推动了广播新闻事业的进步，也展示了他们对观众听众的奉献精神。”
在此之前，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勒罗伊·沃克尔曾在美国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通过美联社网络专发的电文稿中这样评价我的体育报道：“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宋世雄先生为把体育节目带给那里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做出了贡献。36年中，他是中国人民的眼和耳；他是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体育节目主持人之一。”
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主席路易斯·施瓦茨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我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他说，宋世雄口才横溢，对各项体育运动广见博闻，他的体育评论机智过人，充满热情。他说宋世雄虽然不懂英语，但他的成就获得了美国同行的赞赏和肯定，证明体育是没有国界的，它可以超越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社会、文化、语言的障碍，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
听着这些热情的评价和高度的肯定，听着全场来宾热烈而持久的掌声、欢呼声，看着宽敞屏幕上正播放的关于我36年来的经历和成绩的专题片，我笑，我高兴，我得意，但决没有忘形。我深知，这个奖并不是授予我宋世雄一个人的。作为个人的宋世雄很渺小，微不足道。这个奖是授给我们中国的，是授给我们中华民族的。
我深刻地体会到，国家强盛，人民才受到尊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中国体育事业飞速地崛起，我们的体育健儿在世界性的赛场上获得让人震惊不已又赞叹不止的优异成绩，我国广播电视事业一日千里地发展，中央电视台已成为世界大台，在世界舆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是因为这些，整个西方才对我们刮目相看，美国的同行们才将视线投向中国，投向我国的体育转播领域，而我的幸运是——恰好担任了中国的代表。
这个时分，我的内心洋溢的感动，胸腔涌起的甜酸苦辣种种滋味，是无法传达出来的，真的是无法完全说出来的。
一方面，我感到我个人的努力得到了西方同行的承认与肯定，用一家新闻媒介的话说是“征服了世界同行”，也表明由张之老师开创、后经我继承发扬的体育转播解说风格得到了美国人的高度评价，这即使我的内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又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和信念。当时我在心里就暗暗立下誓言，今后我一定要一如既往地拼命工作，来报答祖国和人民对我的重托。
另一方面，我的兴奋点也在这儿：
以往，我总是在现场转播台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见证人，一个体育解说员的身分，看着中国体育健儿登上高高的领奖台，为祖国捧杯领奖、取金摘银，我总是以一个体育记者的角度报道别人获奖的喜讯。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是非常兴奋非常幸福的，就像那次在秘鲁我同中国姑娘合影时一样，我由衷地为我国体育健将们为国争光的精神和成绩而感到骄傲，感到光荣。但那毕竟是别人的功绩，别人的荣誉，别人的奖牌，别人的辉煌。而这天，这晚，这一时刻，我登上了领奖台，我获取了桂冠，我为祖国拿到了一尊奖杯，我处于观众的中心，我成为全会场的中心，我不再报道别人而成了别人报导采访的对象，我受到在场所有人的热烈祝贺，所以，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可形容的激动。
那个令我永生难忘的晚上，我站在来自世界各地各界著名人士之中，我站在领奖台的中央，面对无数交织着羡慕、钦佩、惊喜、祝福等等诸多感情因素的目光，面对瞄准我的镜头、镁光灯、照相机、麦克风，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以往体育健儿站在领奖台上时的那种极端复杂极度快乐的心情。我好似来到了奥林匹克中心，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我的眼前好像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我笑哇笑哇，一股股一股股的热潮，在我的胸腔里涌动翻腾激荡。
我想到许多许多。我想得很远很远。
我想起毛主席那句让全世界都听见了的湖南话。
是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在政治上站了起来。而今天，我感到我们中国人是从体育从文化从广播电视领域站起来了。这是最艰难最尖端的领域。这是最困难最艰巨的站起。过去西方一直认为我们文化层次低，广播电视事业落后，体育不行，国民素质差，但我国今天取得的伟大成就，完全彻底地推翻了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实之词，让全世界刮目相看。我们能在这些方面站起来，就是一种真正的站起来。
是啊，看看中国体育近代史。看看1932年美国洛杉矶第10届奥运会。看看在开幕式上孤单地跑步入场的刘长春，他是代表当时四亿中国人的唯一的运动员。看看1984年以前我们在奥运会上还是零的记录。再看看我们中国人戴了多少年的“东亚病夫”的帽子。
俱往矣，历史已翻到崭新的一页。拿破仑早有预言：中国这个沉睡的巨人，一旦醒来，全世界都会震动。从1984年洛杉矶（我们再一次相逢）第23届奥运会开始，到1988年的汉城，再到1992年的巴塞罗那，我们以数十块金光灿烂的金牌的成就向世界宣布，“东亚病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啦！而这个晚上，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体育解说员，能在这么多国际同行的强烈竞争中获此荣誉，则提供了又一个难辩的证明。
所以，当我致词的时候，我的心情可想而知。我面对摄相机，面对在场的数百名上层人士，面对全世界，包括面对大洋彼岸我那12亿同胞，以及含泪注视电视荧屏的家人，我以转播第3届世界杯女排赛时的饱满情绪和响亮语调作了如下发言：
尊敬的主席先生、各位来宾、亲爱的同事们、女士们、先生们：
今晚我在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年会上接受贵协会授予我1995年度“国际广播电视体育节目最佳主持人奖”，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
首先，我要感谢路易斯·施瓦茨主席和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授予我这一崇高荣誉。我还要感谢在我36年广播电视体育报道工作中给予我宝贵支持的所有朋友们。
几天前，从北京飞往纽约的途中，我眼前浮现了1971年我为美国乒乓球队访问我们的首都进行转播的日日夜夜。那时，通过广播电视的报道，中美两国运动员的友谊之歌从长城脚下传到太平洋的这一边。那是我第一次为中美体育交流作出了一点贡献。
10年之后，我又在达拉斯报道了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
今年9月，我来纽约市转播1995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我在这里工作了20天，共转播了60个小时的比赛。
是体育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又是广播电视体育报道使我们今天在这里成为新朋友。
朋友们，你们在广播体育报道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而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市场。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合作必将有助于我们双方把广播电视体育节目的质量办得更高，内容更丰富多彩，并且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
谢谢。
当我讲完话要从领奖台上下来的时候，出现了我不曾料及的插曲。会场响起一片异样的呼声，许多人朝我打着手势，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在场的翻译告诉我，原来，他们不想让我下来，希望我多讲一会儿，还要我高喊一声“欧曼”。“欧曼”是美国体育节目主持人经常发出的一种呼声，表示惊喜、赞叹等等意思。现在他们希望听我喊一声，以表现我过去在体育解说时的激情、机智和幽默。于是我以我惯有的清脆嘹亮的嗓音喊了一声“欧曼”，全场又是一片欢呼雷动。
这个时候，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特地走过来和我握手。一位年纪较大的女士，代表纽约人赠送我一套象征纽约公职人身分的领带、T恤和帽子，表示纽约时刻欢迎我这位中国客人。美国的一所大学，世籍华人同行，将他的儿子介绍给我，希望我能在体育解说方面好好带一带他的儿子。
我好容易才回到原先的位置，许多同行和国际友人又一次拥上前来争抢着和我握手、拥抱，让我签名留念。一时间，我应接不暇，忙得不亦乐乎。
让我对您说一句心里话吧，当我出于礼节和那些外国友人拥抱的时候，我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想拥抱的是我的祖国，我的中国同行，我的朋友和亲人。
体育是一种国际性语言
1995年12月1日，这是我登台领奖的第二天，也是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梅平及夫人林莎特地举行招待会，庆祝我的获奖，同时对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及该会会长施瓦茨表示感谢。参加招待会的还有中国驻纽约副总领事廉正保、领事阎世训、孟祥斌、王仁良、陈建国等外交官员，以及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的朋友们。
梅平总领事说：
“今天，我在这里专门为宋世雄先生举行招待会感到非常高兴。大家知道，他昨天刚获得‘1995年最佳国际体育主播奖’并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首先，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宋先生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主播，他担任体育播音员和评论员已达36年之久，成为中国12亿人口家喻户晓的体育播音员，为在中国人民中普及体育作出了贡献。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授予他‘1995年最佳国际体育主播奖’是表彰他为体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友好姿态。我愿借此机会，对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特别对会长路易斯·施瓦茨先生表示感谢。
“体育是人类增进自身健康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及加深友谊的桥梁。70年代的‘乒乓外交’曾为我们两国恢复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体育方面的友好交往不断增加。我衷心地希望，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的朋友们能为促进我们两国体育界的友好交往作出更大的贡献。”
施瓦茨在讲话中表示，体育是没有国界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国际性的语言。他说：“宋世雄先生在11月30日颁奖仪式上的中文发言，我虽然没有听懂，但我感受到了他丰富的表情，他的天才。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民间大使，他取得的成绩是突出的。本协会授予宋世雄先生最佳国际体育节目主持人奖，是中美体育评论界同行交往的一个良好开端。”
在这个洋溢友好而热烈气氛的招待会上，我又一次讲了话。我非常感谢梅平总领事专门为我举行这个酒会，我说我虽然在话筒面前辛辛苦苦工作了30多年，但我只是做了我能做和应做的事情，没料想却得到国家和人民如此的厚爱，得到美国同行的表彰。我真的感到十分欣慰。我希望把这一荣誉当作今后工作的一个激励和鞭策，把工作做得更出色出众出彩儿，为中国亿万电视观众提供更丰富的体育节目，并继续为加强中国与国际的体育交往作出努力。
随后的几天，由于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调动了纽约全部中文媒介，对颁奖活动进行报道，所以获得了良好的新闻效应。整个活动可以说是以民间外交的方式与美国主流上层社会进行的一次有益的接触。这样，不少新闻记者纷纷来到我的住处，报道我，采访我，让我上镜，发表谈话，或者回答问题。我不断重复在获奖时的讲话，并抓住时机宣传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宣传我国体育活动的飞速发展，宣传我国广播电视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在纽约期间，美国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邀请我观看了一场高水平的冰球比赛，参观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演播室及机房等设施。
那些日子，想起来我就激动不已。我一走到街上，便有人认出来。他们全都看了电视转播的颁奖仪式，远远地对我指指点点，有的干脆迎上前来对我表示祝贺。他们多数是华人，他们觉得我的获奖，也是他们海外华人的荣光。也有一些美国人在路上朝我友好地笑，并伸出大拇指。我们虽说言语不通，但这个肢体语汇是全球相通的。我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不断地向这些友好的人们点头致意。
后来我去温哥华看我的女儿，恰好钟瑞也到了那里。我们三人外出的时候，也常被在加拿大的华人认出来。有一次在加美边境，一群小伙子非要和我们合影留念不可。
最叫我感动的是这一回：我们去一家饭馆吃饭，正在点菜，忽然在饭馆里就餐的所有人（有华人也有外国人）全都站起来，向我们这边笑、欢呼、鼓掌、伸大拇指。原来他们认出我后，很快在几张饭桌之间串联，然后一齐起立即兴演了这场节目，目的是想给我们一个大惊喜。
请想像一下吧，在加拿大的一个普通饭馆，一群普通的人们，突然一齐起立向我们欢笑向我们欢呼向我们拍手鼓掌并且一齐翘起大拇指，这情这景这一画面，多么富于意义，又多么让我们感动。
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真正领会了施瓦茨先生说过的话。体育是没有国界的，体育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汇，谁都能听懂。我真切地感到了体育的非同一般的魅力，它的确可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这时我的身分，不就是一个让不同肤色的人们更加友好起来的民间使者吗？
在美国在加拿大，分别有两家华语电视台热情地邀请我留下来，为他们转播解说体育节目，开价的年薪令人张口结舌。但我不为所动，我婉言谢绝了。
事后我想，当时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即使我只有16岁、26岁、36岁，我也不会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
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有两句好诗：
纵使世界给我珍宝荣誉
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
自从我1960年5月23日踏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那一刻起，我就将自己的全部生命交给了祖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交给了祖国的体育转播解说事业。没有中国体育的崛起和广播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就没有宋世雄这么个人；没有领导同事朋友亲人们的大力支持，哪有我来世雄的今天呢？
蓝天绿地和晓梅的鲜花
1995年7月下旬，我当时在马来西亚采访报道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亚洲区A组的比赛，突然，从国内来了个长途，电话是广电部外事司打来的，让我马上写一份简历传回去，准备参加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搞的评奖活动。这个评选活动是全球范围的，中国政府和广电部领导非常重视。
我当时对美国广播电视体育主持人协会不怎么熟悉，对这个奖项也不熟悉。后来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得知这个协会成立于1980年，该协会承认历史上和现在正从事的广播电视体育节目工作者的杰出贡献，它的主要宗旨是服务于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促进提高现有从业成员和未来成员的专业水平。目前的一个具体工作是筹备建立一座永久性的“名人堂及博物馆”，以表达对体育节目主播工作者的敬意。每年一度的“名人堂颁奖晚宴”是这个协会的一项重要活动，表彰体育节目主播及相关领域的优秀人物。
美国官方和体育节目主播的同行们把这个奖看得很重，它不是一种商业行为，不发一分钱奖金，但有权威性，有巨大意义。某人一旦得奖，他就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认。十多年来，只颁给过两个外国人。
当时，我意识到这个奖项对于中国体育转播事业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我的重要性。而且当时我很有信心，我觉得我们中国应该有一个人获得这个奖。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意识形态方面，我们的成绩都是惊人的。而体育，更是走在各行各业的前面，被人称为排头兵。从1984年我们参加第23届奥运会以来，中国体育健将的风采征服了全球。而女排的拼搏精神，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我们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也是一日千里，中央电视台已是公认的世界大台，而体育解说工作从1951年就开始了，现在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所以，我坚信中国能够拿奖。
另一方面，如果说中国有某个人得奖，那么，这个人，应当是我。我这么说并不是狂妄自大盲目骄傲，而是因为打我从事这项工作以来，我做出的成绩是明显的、出众的、有目共睹的。
早在十年前，我就在全国第一次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评选活动中荣获“最佳电视播音员”称号。这是《上海电视》杂志举办的一次评奖活动，虽说规模较小，虽然是一次民间行为，但由于是第一次，影响和意义还是很大的。尤其它是在十多万读者当中进行的，这等于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全国只有五人获奖，而我是其中之一，这证明我的体育转播解说得到了观众的肯定受到了朋友们的好评。而在体育转播解说这一领域，自从张之老师身体欠佳不再参与转播解说之后，这么些年来，我几乎转播解说了中国和国际的所有重大赛事，所以我对获奖充满自信。
于是，我连夜撰写简历，再将它传回国内。我从事体育转播解说已经36年，要从头写起是很困难的，颇费周折的。时间这么久，转播的场次这样多，又经历了那样多的事情，我从什么地方落笔呢？
是的，这些年来，我在祖国各地世界各地马不停蹄地奔波，我何尝有过闲暇坐下来回首往昔整理历史呢？有时，特别是在1983年我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许多记者、编辑、作家找到我，想写我的专访、我的传记、我的报告文学，连这我都想法子一一推却了。不单由于我觉得还未到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时候，而且也因为我没有时间，一天时间也没有，一个晚上的空闲也没有。真的。
即使某天某晚我没有转播解说的任务吧，可是，我要读书，我要“充电”，我要搜集资料，我要做卡片，我还要去运动员训练基地观察生活，体验生活，采访运动员，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寻找感觉和素材，还要走上街头巷尾，跟寻常百姓打成一片，了解他们在看比赛时最需要什么，最不需要什么，最爱听什么，最不爱听什么。
这个道理十分简单，谁来当体育转播解说员，也不能两手光光脑袋空空肚子里干干瘪瘪到现场上去瞎白唬啊。
那个晚上，在充满异国情调的旅馆里，在一个矩形的桌子旁，我铺纸提笔的时候，这才发现我竟然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转播了这样多这样多场次的比赛，我还拥有这么多的头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央电视台播音指导（教授）、高级体育评论员；
北京广播学院兼职教授；
中国广播电视节日主持人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明星足球队队长……
当然，鉴于评选规定，我的简历不可能写得像万言书似的，只能这般简简单单：
宋世雄，1939年出生于中国北京。
1960年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体育评论员，至今已从事广播、电视体育评论工作达36年之久。曾奔赴世界各地报道解说了奥运会、世界杯足球寒、世界锦标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亚运会等40多个体育项目近两千场比赛。
60年代初，解说了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70年代，解说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澳大利亚等六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比赛，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等。
1978年，解说了在曼谷举行的第8届亚运会，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体育评论员从国外进行现场转播；在此之前，通过通讯卫星第一次向全国转播了在阿根廷举行的第11届世界杯足球赛，开创了中国通过通讯卫星转播国外体育比赛的历史。
之后，转播解说了1982年第12届、1986年第13届、1990年第14届世界杯足球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981年世界杯排球赛、1982年世界排球锦标赛、1985年世界杯排球赛、1986年世界杯排球锦标赛；1990年北京亚运会、1994年广岛亚运会；1993年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1994年美国世界杯足球赛；第12届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等重大赛事。连续报道解说了1993—1994、1994—1995赛季的意大利足球甲级队联赛以及1995年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等等……
将简历传回国内以后，我又投入了紧张的转播解说任务。7月25日到8月1日我到新加坡转播一场赛事；8月1日至且9日我去瑞典哥德堡转播世界田径锦标赛；9月初，我又去了美国转播美国网球公开赛。就是在美国，我也没有去打听任何与评奖有关的消息。并非我多么洒脱，故意将那个事情抛到脑后，而是任务太紧，工作太多。
网球赛转播完了之后，我顺路到加拿大温哥华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女儿。在那儿，我见到了我的妻子，也得知了获奖的消息。
这喜讯是我的儿子晓辉从国内发来的。他当时从《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则简短的消息，便立即兴奋地跑到离我们家不远的一家宾馆发传真。
这则消息原文如下：
宋世雄在美国“金奖题名”
本报讯中央电视台体育部节目评论员、主持人宋世雄，日前被美国体育广播者协会评为1995年度最佳国际体育节目主持人。
10月9日，广电部外事司收到美国体育广播者协会主席的传真，告知宋世雄当选的消息，并在电传中称：这是美国体育广播者协会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主持人获奖。该协会同时邀请宋世雄作为特邀嘉宾赴美参加11月底举行的该协会年会。有关人士认为：宋世雄获此荣誉，既是对他几十年播音工作业绩的肯定，也表明中国的电视台在世界上的地位已有显著提高。
我、钟瑞，还有晓梅，三个人把这份两百来字的电传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我们既欣喜，又有些将信将疑，它毕竟不是一家权威媒介，我们还难以确定。于是，我向国内打了电话，一方面报告归国日期，另一方面核实《北京青年报》的那条消息。
当然，我们得到了准确的回答，而且领导还转达了李铁映、孙家正等同志对我的祝贺。
于是，我们决定庆祝一下。我和妻女出了门，来到温哥华的一个美丽公园。这时人们尚不知道我得了奖，因此没有人向我们招呼。我们得以自由自在地信步而行，快活、高兴、心情舒畅而又安宁。
我和钟瑞在公园中草地边散步的时候，我的女儿跑到一家花店，为我买来了一束鲜花。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刻：天空一派蔚蓝，草地一片碧绿，而那束花在蓝天绿草的映衬下，显得无比红艳。
这种人生经历真是罕见，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的：我在异国他乡获知得奖的喜讯，而喜讯是儿子发来的；第一个向我献花祝贺的人又是我的女儿；而当其时，我的爱人正好在我的身边。您说，我是不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一个奖牵动多少颗心
几天后，我和钟瑞一起从加拿大回国，这之后的日子就是为赴美领奖做准备。广电部的领导十分重视，杨伟光同志见到我，表示了真诚的祝贺。朋友们也纷纷打电话打电报或写来贺信。这时距领奖不到一个月，时间很紧，准备工作很多，而且对于我而言都是相当艰难的。
比方说，关于我的个人经历材料得翻译成英文，我要准备领奖辞。特别是，按照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历年来的惯例，每位获奖者必须送一个专题片，届时在颁奖晚会上播放。这个个人录相专辑大约五分钟。虽说只有这么几分钟，可的确叫我为难，因为以前，我从未留存关于我个人的影视资料。
我这个人一直抱有这种观点，即我的工作和成绩，对于整个体育转播和电视节目来说不过是一滴水，干真万确是一滴水。我们亿万电视观众只注意到电视的大海洋，谁去留意一滴微不足道的水呢？所以要剪辑出五分钟的带子，可谓是大海捞针工程庞大哪。而且，时间又是这么紧迫。
还有一点，虽说我在广播电视部门工作了这么久，不过是从事体育转播解说，而对电视片的制作技术可谓一窍不通。人们说隔行如隔山，一点不错。
在这里，我衷心感谢我的朋友我的同行们。特别是哈国英，她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导演。我不好意思地对她说了我的事情，她当即热情表示尽全力帮忙。
“老宋，你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她说。
随之，她动手搜集资料。连夜待在资料室或机房里，从我60年代开始当张之老师的助手，到70年代解说“乒乓外交”，再到80年代转播女排夺冠，直至最近的美国网球报道。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终于从我数十年体育转播解说生涯中提炼出了一辑《宋世雄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生涯》录相带。
然后，又有朋友帮助写解说词，再把它翻译成英语。最后配上国际台英语播音员的解说。这儿我特别要强调的，不论是哪个人，全是尽义务帮忙，分文未取。直到现在，我想起来仍很感动。多好的朋友啊。
从这件事情也说明了我先前思考的一个问题，这就是美国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的奖不是颁给我一个人的，而是颁给我们中国同行的。我们电视工作者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这表明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和肯定。所以，朋友们才这样热心地无私地提供帮助。
关于这次获奖，我先在这里交代一下。广电部专门发了《宋世雄荣获美国国际体育节目最佳主播奖后胜利归来》的简报。中央电视台奖给我6000元人民币（对于我来说，这不是个小数目。可以说，打我踏进广电部大楼那一天起，我从未得到过这样多的奖金）。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派人送来一个特大的花篮，并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请我和钟瑞赴宴，庆祝我的获奖。
就在朋友们紧张地为我的出国做准备的时候，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的一个电传，让我一下子又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原来，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每年一度的“名人堂颁奖晚宴”的规格非常高，来宾都是美国上层人士，在衣着上的要求是一律穿晚礼服。
啊，晚礼服。
我们当然要做晚礼服。不论多贵，也要做。这个钱值得花不是吗？我们决定拿出一部分积蓄。
问题在于，以前我出国参加重大国际比赛转播解说话动时，先是中山装，后来也多穿西服，唯独没有尝试过晚礼服的滋味。说句没面子的话，当时，我甚至没见过晚礼服是什么样儿。虽然，从电视上，从晚会上，我也曾看到过别人衣着晚礼服演出，但那是远距离的。再说，出席宴会的晚礼服和上台演出穿的晚礼服还有明显的区别，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钟瑞给杨洪基、李光羲等朋友打电话请教，应买什么样的布料，应到哪儿去制作，等等。朋友们全都热心指点。尤其是杨洪基，他说穿晚礼服还得配一件特殊领子的衬衣。他说，别买了，就穿他的吧。可后来想到我身材高，而杨洪基胖，他的衬衣我穿着不合适。但从这件事，我看到了人间友情的珍贵。大家都在为有一个中国人去领这个大奖而高兴。
我先在北京华娜服装店订做了一套晚礼服，主人十分友好热情，他们特地去北京清河毛纺厂买料子。为了保险起见，我又赶到天津大维制衣公司，再订购一套晚礼服。以前，我曾在这家公司订做过出国服装。大维公司的总经理听说这是为了去美国领奖穿的，当即表示分文不收，赠送给我表达他们的一点心意。我们当然不能那么做，再三再四要付款的时候，总经理说，“老宋，这不是您一个人的事，您这是为我们中国人争光，我们决不收费！”
衣服做成了，送货上门。我们看了，相当满意。不仅衣料上乘，做工也特别精致。一句话，美极了！我也试穿过，非常合身合体。我这辈子这是第一次着晚礼服，像小孩般地兴奋。获奖回来我问钟瑞，她在看我领奖的电视新闻时有什么特殊感受，钟瑞说：“你穿着晚礼服非常精神，至少年轻了十岁。”
并不是她一个人这么说，后来我的朋友们见到我，全都这么说。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大维制衣公司送来服装的第二天出现的一个小插曲。
这天晚上，时间已过11点，我们正准备就寝。突然，有人按门铃。我和钟瑞很纳闷儿：深更半夜的，谁这时来访呢？我们打开门，嗬，原来是“大维”的总经理。
他深夜从天津赶来做什么？我说出来大家可能还有点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专门送几粒扣子。
原来，晚礼服上已缀上的扣子是明扣，没有包。公司在将衣服送走之后才发现。因为按晚礼服的规格，扣子外表要用和衣服同样颜色的布料包裹起来，这样才算符合晚礼服的规范。
这个细节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一个名牌公司的总经理，亲自连夜驱车数百里，为的仅仅是几粒扣子。这种爱业敬业精神，或许就是他们取得成功的秘诀吧？当然，我想到了事情的深层次方面：总经理真的仅仅是为了几粒扣子吗？不，扣子虽小，事关重大。他是为了让我——一个中国人，能够大大方方体体面面光光彩彩精精神神地站在美国的领奖台上！
当我穿着漂亮的晚礼服步入希尔顿宴会大厅的时候，有谁知道我这身服装花费了这么多人的心血？这件事我不曾对任何记者提过，我对大维制衣公司没有任何的回报。
现在回想起来，当我接过麦克风状的奖杯，自己为什么会感到一种切实的分量？就是因为我想起了国内这么多的朋友，这么多感人的事情。一个奖牵连多少人的心啊！
（选自《宋世雄自述》作家出版社1997年8月版）
宋世雄自述
穿上崭新笔挺出国服
1974年5月28日，中央电视台宣布，我和黄继辰作为体育组的记者，奔赴伊朗德黑兰采访在那里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个喜事。参加工作十多年来，我还没有出过一次国。
众所周知，由于“文化大革命”，体育节目被撤消了，一切体育转播解说全停止了，直到1970年体育节目才重新恢复。以前老体育组的四个人只有我和黄继辰两人回到了体育组，而张之老师和陈文清同志都没有回到体育组。由于我在七十年代初期成功地转播了一百多场乒乓球比赛，对周总理亲自设计的“乒乓外交”做出了贡献，我那时在全国范围已小有名气，正因为这个，中央台决定派我去德黑兰采访报道亚运会的情况。
出国名单宣布之后，我们马上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当中，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7月17日，我们即将出国的同志去新华社听形势报告。19日、24日，我们分别听了几场关于亚洲和国内形势的报告。我记得有一次报告是谢力夫同志讲的。当时，我们的出国服装也已定做好，还有一个来月我和黄继辰即将奔赴德黑兰了。
就在这时，突然听说姚文元从中央台调去了出国者的名单，说要重新审查。当年，全国上下正在搞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自己最清楚，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是清清白白的，我的两个叔叔一个是大夫，一个是教师，都没问题。可万万没料及，重新审查还真审到了我的头上，说我的社会关系有问题。当然，这是后来知道的。
当上面重新通知我说不出国了，我连问都没问一声。我相信组织相信党。
但我内心还是非常痛苦。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这时还是挑大梁的骨干，说不让去就不能去了。就那么一句话，连个解释都没有。记得不久工人体育馆有一场比赛，黄继辰找到我：“小宋，我们穿上那套出国服装一起去！”
我有些犹疑不决。我想有这必要吗？这有什么用呢？
爱人钟瑞在一边劝我，说就按老黄说的穿去吧。
当时老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取消了出国资格，心里甚感不平。黄继辰在广播局的资历很老，贡献也大，他的性格不像我这样软弱，很刚强，非常有个性，敢于声明自己的观点。
那天，我和老黄就真的穿着出国服去了“工体”。我俩的衣服是一样的：都是灰色中山装，昂贵的派力司料子，崭新、笔挺，十分抢眼。我们走在体育场的时候，熟悉不熟悉的人唰地一下全都扭过头来，一齐望着我们。熟悉的人不知我俩在演什么节目；而不熟悉的人们则在交头接耳，纷纷猜测我们是什么重要人物。
我当然明白老黄的良苦用心，他想以此举表明一种态度，表示某种无声的抗议。可这有何益呢？
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两年之后，还真有那么几个人别有用心地利用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大作文章。
精精神神地去接受批判
1976年，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相继离世，党失领袖，国无舵手，群奸捣乱，民盼船长。而自然灾难，也趁机袭来。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整座城市夷为平地，数十万人丧失生命。
这个时候，我的人生道路也发生了一次大地震，给我心灵上带来的创伤却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平复的。
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我们台要去涿州转播一场基层体育活动。那个年代，体育转播搞起了许多新花样，经常到基层去报道群众性体育活动。那天，专题部通知我去办公室集合待命。随后的几天，也是天天要到办公室集合待命。
由于刚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北京市政府为了市民的安全起见，动员人们不要待在家里，而是走出来住在临时搭的简易棚或汽车里。那时的情景非常恐怖，大街广场到处是防震棚，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人心有余悸。因为北京离唐山是如此之近，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余震。
那时候，我的儿子晓辉不到两岁，女儿也仅八岁，特别是钟瑞正好生病了，所以我那时的情形相当狼狈。
当我接到要去办公室集合待命的通知，就对领导说，我能不能稍微晚一点到，让我把家里安顿一下，命令一来我就走，决不耽搁。因为凭以往的经验，这种集合待命，天知道要等多少时间，而在“待命”时，什么事也做不成。
某个负责人坚决不同意，一点通融都没有。不通融就不通融吧，我这人素来胆小，我去还不成吗？于是我急急忙忙冒着余震的危险，回到楼里为儿子烧牛奶，为妻子煎药，再把牛奶和药端到我们家临时住的防震棚。妻子喝药，我喂儿子喝奶。把事情料理妥当后，我急急忙忙赶到了单位。当然，比负责人通知到达的时间稍晚一点。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起因。
按说，虽然我起初表示等命令一下达我再走，但后来我毕竟在命令尚未下达的时候去了办公室，就是说我去集合待命了。不过晚了一点，这算个什么事呢？
嚯，有人来劲头了，找到机会要拿我开刀了。当时的某个负责人逼我写检查，并说，非要认真严肃彻底地处理我的问题不可。他们说到做到，在体育组、在专题部、在台里，甚至在广播事业局（后改称广电部）全体大会上点名批判。
后来我发现我的“罪过”还真不老少，厚厚的一大本材料纸，最后给我定的调子是：
“拒不执行任务，临阵脱逃，对抗组织，拿党一把”。
当时，我的精神的确萎靡了，我感到没希望了。我这人从参加工作开始，一直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上班，勤勤恳恳工作，从未得罪谁，怎么今天突然堕落到如此地步，竟敢拒不执行任务对抗组织临阵脱逃？我能逃到哪儿去？
尤其是，竟有人诬蔑我“拿党一把”。党，在我心目中占有何等神圣的地位；党，一直是我精神上的母亲。我从小就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没有我的今天，我怎么会居然要“拿党一把”？
那些天里，我一回到家就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说话，我双手抱着脑袋，蜷着身子坐在小房间的一个小板凳上，一动不动，也不想事。不是不想想事，而是脑子里一盘散沙，怎么也集中不起来。
后来钟瑞对一个作家朋友说，他当时那副样子特可怜，真像个罪人哪。
一天上午，单位来人通知下午要开我的批判会，命令我准时到场，不得有丝毫延误。这个中午，我是更吃不下一口东西了。
钟瑞见状，她拿了钢锅，提了一个大篮子，去附近的一家食堂买了糖醋肉块、辣椒肉丝等菜，还特地用个杯子灌了一杯啤酒回来。虽说就这样的大路菜，可在那时对我们家而言就是山珍海味了。我们当时吃什么呢？白菜、萝卜、咸菜、馒头。我眼噙泪花，哪里舍得吃？钟瑞非让我吃不可。我说，你吃我就吃。钟瑞的个性比我强，这时也哭了。
她说：“小宋，你一定吃好，这样才有精神接受他们的狂轰滥炸呀。”
说着，又为我找出一件衣服，我记得是蓝卡叽布的，连扣子也扣不上，表明我没穿过几次。
钟瑞幽默地说：“你要吃得饱饱的，穿得新新的，精精神神地去接受批斗。”
是啊，那些个特殊的日子，是我的妻子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勇气，要是没有钟瑞，现在我在不在世都难说啊。
时间过去二十余年，一代伟人邓小平逝世，我作为人大代表，接到了“邓小平治丧委员会”的请柬，让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可1976年，我，一个爱党爱人民、申请入党多年而得不到批准的体育评论员，竟然不能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
这还不算，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之后，我被停止了我所热爱的工作。整整一年。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我想，不会呀，我犯什么错误了他们连工作都不叫我干呢？越怕，事越来，我果然被剥夺了转播的权利。
您可以想象，这一年对我而言何等漫长何等难熬。我被迫离开了我心爱的话筒，被迫远离了我的观众听众，远离了我的运动员朋友，远离了我从小就热爱的体育世界。
一个人被迫离开他心爱的事业，这是多么痛苦啊！
为什么听不到宋世雄的声音
回想1976年，我的心头就很难平静下来。我原是那么热爱工作的人，可突然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胸中的苦闷和痛楚真是一言难尽。
我现在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情。在我不能上转播台工作的时候，有一场重大的赛事活动在京举行，中央台一时找不到体育评论员，就从黑龙江电台借调来一个人。这个人是我过去的朋友，以往进京一般给我来个电话，寒暄一番，但这次没有。奇怪的是他没待两天，就不辞而别地回黑龙江去了。
这件事我当时完全蒙在鼓里，可某个负责人以为我在当中做了什么手脚，派人专门去黑龙江调查，调查的人回来后却没再提那事了，就那么不了了之。我想，要是黑龙江的人和我联系过，又是说不清楚的事，会给我增添一条罪状，还不定怎么整治我哩。
那个朋友是为我的遭遇鸣不平呢，还是其它原故离京的？到现在还是个谜。后来在一次党组会上，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同志为我在1976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重新作了结论。他说，宋世雄同志没有错误，那次没有转播成并不是因为宋世雄没到，而是上面后来取消了转播，这不能怪宋世雄嘛。退一万步说，即使他真的没来，我们也应考虑到他当时家庭的确有困难，应当理解，并给予照顾，怎么能那样对待一个同志呢？
1981年，我在日本转播完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取世界冠军归来，张香山同志特地安排我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做报告。我很理解香山同志的这个举动。五年前，我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受到点名批判，现在，却让我来做这个大会报告。我坐在主席台上，宣讲中国女排姑娘们如何为祖国奋勇拚搏，也介绍自己为了转播解说女排比赛，怎样拉练式地转战几个城市，劳累奔波。那会儿我想，如果不是贯彻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我就不会去日本说球了，也不能在这儿向大家做报告了，我会在哪儿我本人都不清楚哩。
的确，在那苦不堪言的一年里，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仿佛是个见不得人的罪犯，成天关在屋子里，哪儿也不去。后来生了一场大病，身体也濒临垮掉的边缘。
我八岁的女儿晓梅，和她妈一样，非常理解我的内心，希望我能早点回来工作。只有工作这副良药，才能医治我的病，才能恢复我的健康，才能使我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晓梅常催她妈：您去替爸找人呀。
钟瑞不是没找人，而是找了许多的人。有时她找不到一些人，有时她能找到一些人，这些人都愿倾听她的诉说，都很同情她的丈夫的遭遇，为她丈夫抱不平，可说话算数的还得那些有权力的人不是？
是的，即便在我最苦闷最痛楚的日子，我也没有完全丧失信念。《尼克松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使我很受启发：“要永远尽你所能，永远不要气馁，永远不要小看自己，永远要记住，别人可能恨你，可恨你的那些人是不会胜利的，除非你也恨他们，而那样，你也就毁了自己。”所以那时我不恨任何人，我始终不忘自己是个体育评论员。我坚持练习，生怕荒疏了业务。
当我重新走上体育转播台，我在友谊宾馆听到新华社记者陈德保说起一件事。1978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将军在接见喀麦隆体育代表团时见到了当时的体委主任王猛同志。王震将军问：“近来，为什么听不到宋世雄的声音？”王猛同志回答，听说好像他有点错，具体情况不大了解。王震将军说，有什么了不得的错？马上让他出来转播。其时，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宋中同志也在场。
这之后不久，我才回到我所热爱的工作岗位。
诗人们说，海是广阔的，比海广阔的是天空，然而，比天空广阔的是人的心，爱人的心。
1990年11月11日，我和钟瑞两人来到北京著名的大北照相馆。那儿里里外外人头攒动，热闹非常，充满了照相馆常见的欢乐气氛。
那天早晨，孩子们说，你们老两口去照张相吧，照完了别回来，在外面玩个痛快。我们俩果真听了孩子们的话，收拾整洁，衣冠楚楚地，来照相馆了。
我们坐在照相室的时候，摄影师一脸笑容地跑前跑后，蹲着，侧着，站立，猫腰，连续不断地按动快门，镁光灯频频闪烁。照了一遍又一遍，整整照了一上午，还坚决不收费。
以往，我经常面对摄影师的镜头，钟瑞也是。我们俩一齐站在摄相机跟前的时候也很多，但这一次，我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幸福感，脸上始终在甜蜜地微笑着。
在我们进照相馆之前，就有不少群众认出了我，他们尾随到照相馆围观。这时兴趣盎然地议论起来：旁边那位是谁？宋世雄娶媳妇了！
这一天，我年满51岁，还娶哪门子媳妇？我是和钟瑞来照银婚纪念相的，纪念我们一齐走过了二十五个绚丽多彩而又充满酸甜苦辣的春秋。
1995年的11月，我和钟瑞又度过了珍珠婚纪念日。
弹指一挥间，我和钟瑞从朝气蓬勃的青年时代，走进了知天命的黄昏岁月。钟瑞跟我结婚以后，许多年一直粗茶淡饭，勤俭度日，我们相濡以沫，牵手同行，遭受了数不清的委屈和磨难，也获得了不可历数的快乐与欢欣。那一切，都过去了，远去了，而遥远的过去现在都渐渐地成为亲切的怀念。
姐姐找了根顶枣儿的竹竿
1960年5月，我终于实现自己的夙愿，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组。在此之前不久，台里刚分来一批北京广播学院学播音的女学生。当年台里的情形是年轻人较少，男女比例失调：男多女少，于是好似油锅中洒进了几滴水，引起一片啧啧之声。我进体育组时，也常听见这句玩笑话：播音部来了几个姑娘，赶紧抢吧！
别看我这个人说话时嘴皮子特别利索，人却老实得很，平常言语不多，在男女方面更加显得有些迂腐。每当有工作上的接触，或在走廊里碰了面，我对那些朝气蓬勃又眼界挺高的姑娘们，也就是微笑一下或者点个头而已，话都不说的。可是，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我每天要到播音部去发新闻稿件，还要听播音员的录音，工作上的交道很多。这么一来二去，便渐渐地和她们熟悉起来。
我那时给自己定了许多“补课”的指标，其中播音是首先要攻克的课题，这样就没少向播音部的姑娘们请教。她们都特热心地帮助我，使我在播音的技巧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而给予我最多指点的就是钟瑞。
开始时，仅仅是工作上的联系，她也只是在业务上帮助我。我送来新闻稿件，她播音，我在一旁边听边校。有时候我也想试试口播，于是我播音，她在一旁边听边指点，教我如何吐字发声、怎样运气等等。我当时就觉得，这姑娘彬彬有礼，待人挺真诚挺热忱的，恰如当年一首革命歌曲中所唱的：“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
一年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到张之老师家去，在那里意外地遇见了钟瑞，老师盛情地款待我们两人吃饭。在餐桌上，张之老师少不了夸奖他的得意门生，这给钟瑞留下较深的印象。
在我尚未向她表露心迹的时候，钟瑞就对我颇有好感。虽然我不是大学毕业生，但我还称得上有一技之长，不然电台不会破格破例录用我。而且，当我不到一年就走上转播台成功地解说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以后，我在电台里，还是很引人注意的。我们结婚以后，钟瑞对我说出了她当时的感觉。
她说我一来到体育组，她们播音部就传开了，说体育组新来了一个高个子，叫小宋，人生得很帅，嘴皮子比王麻子剪刀还快，特勤奋，特刻苦，特好学，见人就喊老师，周末也不回家，就在办公室补课，还在广播大楼六层的阳台上，对着大街马路练习口播。每当我来发稿，她们几个女的就特注意，但又有点害羞，故作矜持地装作没有看见我，等等。
渐渐地，钟瑞在我心目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不仅由于她具有娴熟而纯正的播音技巧，业务上很出众，可以做我的老师，不单因为她待我亲切热情，而且，她的个儿高高的，举手投足，说话发声都挺潇洒，显示出一种大家闺秀特有的涵养与气质。此外，我还发现她性格开朗，意志坚强，这对我这种比较软弱的个性十分合适。
俄罗斯作家契诃夫说：“面貌的美丽当然也是爱情的一个因素，但心灵与思想的美丽才是崇高爱情的基础。”
当时我想，要是和她……那该多好，我们在事业上可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确，在那个年代，年轻人思想单纯，富于革命理想，总是把爱情和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但我又颇为犹豫，顾虑重重：
其一，钟瑞是大学生，在大学和电台里，一直不乏追求者，我不过一个高中生，首先在学历上我俩就不“门当户对”。
其二，钟瑞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她的父亲是个颇有名声的医学专家，担任着北京口腔医院的院长，而我家呢，当时相当贫苦，这一点也和她不大般配。
其三，也不知怎么回事儿，我当年奇瘦，瘦得皮包骨头，加上我1．80米的个儿，远远看上去，真就是一根电线杆子。不那么逼真的是我这根电线杆子能够活动自如，不是死死钉在地上的。
钟瑞的小妹妹见了我以后，经常这样开钟瑞的玩笑：“姐姐找了根顶枣儿的竹竿。”这话相当生动，相当形象，后来我在转播体育比赛的时候，常想把这句妙语好词运用到我的解说之中。
的确，钟瑞那时既不在意我家的贫寒，又不考虑我没有高等学历，更不嫌弃我身子的瘦弱，能一心一意全心全意死心塌地地爱上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让我感动不已。我也时常想到，当初我那副模样，张之老师把我招进电台，真是爱才心切呀。
在那个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火热年代，我们每个青年人都有一颗火热的心，都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优异成绩，都想成为模范、标兵、红旗手。我们那时都住在广播大楼的集体宿舍里，家在北京的人平时也不回家，只在周末才回家一趟。那个年代，组织上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不但关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业务，而且关心我们的业余生活。那时的业余生活真是丰富多彩，晚上常有集体活动，像什么看戏看电影啦，开文艺晚会啦。一有活动，我们住在集体宿舍的青年人都会积极参加。这么一来，除去工作上的交往，我们也就有了更多的接触。
有时，下班后，我邀请钟瑞去六楼的资料室阅览报刊，或者来我的办公室坐会儿，说说话儿。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刚开始，我们还是口不离工作、事业，慢慢地，谈话范围便大起来，随意起来，也谈些个人爱好、家庭状况、心理活动什么的。我们发现，我俩很谈得来，能够互相理解，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戏曲、文学等等。时间一长，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超出一般同事关系的感情。
一个晚上，在六楼资料室门口，我按捺不住感情的冲动，向钟瑞表白了我的爱慕之情。
人间难得遇知音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表白，没有得到反馈。钟瑞比我小两岁，她受其父的影响，心气颇高，要先立业而后齐家，就是说不在工作中干出名堂不想考虑个人问题。对了，那时管恋爱结婚叫“个人问题”，如果在个人问题上考虑多了，投放的精力大了，就有发展到“个人主义”的危险。我们都是年轻人，要求入党，进取心特强，所以钟瑞暂不考虑个人问题我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钟瑞口里说暂不考虑我俩的事情，但她心里还是有了我，对我的关照和爱护与日俱增。经常陪我去看球，见我练习解说嗓子嘶哑了，就给我买一种能治嗓子的秋梨膏。由此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秋梨膏这个东西。我感到我们的确是在谈恋爱了。那些难忘的日子，那种朦胧而甜蜜的渴望，那份让人向往和沉醉的神秘，现在想起仍如昨天。我们俩参加工作时间都不长，都想奋斗一番，有所作为。钟瑞能在众多的人当中被选进中央台，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总想在播音事业上干出成绩；而我能来广播大厦更不容易，发誓要在体育转播上有所造就，所以我们的约会只能安排在周末晚上。
刚开始的日子，还不敢公开，一起出外时特像两个做地下工作的。即便如此，也少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更多的是互相交流读书体会，切磋播音技巧，思考怎样在业务上更上一层楼。
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1963年，钟瑞就跟她父母提了这事。起初，她父母不同意，准确说是不很同意。主要一条，就是因为我没有学历，或说学历太低。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恩师张之也是十分关心的，他专程去了钟瑞家，和她父母谈了一次。大意是，他说我虽然没有高等文凭，但为人正派，心地善良，很勤奋聪颖，一点就通，将来是会有出息的。
张之老师是资深新闻工作者，懂几门外语，名声威望都很高，他的话是有分量的。再一个，是钟瑞本人也经常做父母的思想工作。她说我人品好，特别刻苦，脑子灵敏，虽说没上大学，可有一技之长，将来是会把握住机遇的。这样，钟瑞父母同意先看看我这个人，找找感觉再说。
我开玩笑说，我是不是“送货上门”，让她父母瞅个清楚明白以免将来冒出个真假宋世雄。钟瑞也很幽默，说火候未到，还没最后下定单哩，万一她父母发现货色欠佳岂不坏事？还是采取另外一种更妥的方式吧。
有天晚上，我和钟瑞又去人民剧院看戏，记得是杜近芳和叶盛兰主演的《柳荫记》。不知怎的，那天我俩迟到了，进去时戏已开始，而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我在剧院遇见了我未来的岳父母，我们的座位紧挨着。还有钟瑞的小妹妹，就是她为我的青年时代创造了一个“竹竿顶枣儿”的鲜明形象。
由于演出已经开始，我和钟瑞父母没说话，只点点头，打了招呼就坐下看戏。说实在的，我长到二十多岁，看了无数次的演出，那是最不自在的一次。我想钟瑞也是如此，钟瑞父母更是如此。两位老人家（哦还有我未来的小姨子）时不时地扭头望我，隔一会儿就望望我。弄得我心慌意乱，哪还分得清台上谁是梁山伯谁是祝英台？他们哪儿是来看杜近芳叶盛兰，分明是来看宋世雄；人民剧院里哪儿是在上演《柳荫记》，分明是在上演“相女婿”嘛。
我明白钟瑞的良苦用心，她以为剧院的光线比较昏暗，父母对我“目测”时不会很清楚，我这不大合格的货色就可蒙混过关。但她父母的眼力非常厉害，光线那么暗淡，也发现了我的“毛病”：这年轻人，太瘦了真是太瘦了，莫非患有什么病吧？可怜天下父母心。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找个高学历身体棒的女婿呢？谁乐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出息又有病的丈夫呢？为了女儿的终生幸福，他们不得不规劝钟瑞说：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钟瑞的父母，在思想观念上可以说是中西合璧。她母亲识文断字，知书明理，嫁给钟瑞的父亲后，又变卖东西资助他东渡扶桑，攻读医学。钟瑞父亲学成归国报效祖国，思想上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行事开明民主，不愿过多干预女儿的恋爱婚姻；而钟瑞母亲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东方式的、古典主义的，略有些门当户对的陈旧观念。所以，最初，我们的事情没有比较快的明朗的进展。
虽然父母让她再考虑考虑，但钟瑞仍和我保持亲密关系。我们一起去看戏、看电影，特别是，看体育比赛。钟瑞小时曾考上天津戏曲学校，因家里反对而没去成，但一直喜爱京剧，有时唱几嗓子，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可对体育比赛，当时兴趣并不怎么浓，但为了我，也常常随我的意愿。
那时，只要有比赛，不论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专业的，还是业余的，我都是要去看的。便是路旁小体育场的企业职工队的比赛，我也不放过。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王府井体育场看一场职工篮球赛。我坐在场地边，边看边练习解说，钟瑞在一旁当我的唯一听众，而且帮我做记录，时而纠正我的吐字发音。这委实使我感动。我想，我们要是结了婚，天天在一起生活，她不仅是我的同事、同志、伴侣，还是我的听众、老师和知音。古人说，人间知音最难觅，我得一知音足矣！
眨眼到了1964年，组织上派我到山西去参加“四清”工作队。临行前，我对钟瑞说，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定下来。她基本上同意了。此前一些日子，我在星期天上钟瑞家，去了就帮忙干活，扫院子，清洗烟囱，搬煤球儿等，什么都干，她父母见我人特别勤快，踏实，没有其它花花哨哨的事儿，虽说人瘦，但没什么病，也便渐渐改变了态度。当时我和钟瑞父亲也谈得较多，渐渐地，我们之间得到很多理解和沟通。
当我不在北京的日子，钟瑞以我女朋友的名义，经常去看望我的父母。我们不断鸿雁传书，在信上继续我们的交谈。我们觉得，时间和距离，不但没有使我们的感情冷却、疏远，而是相反，更加热烈、紧密了。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记得我从山西回来的那天，钟瑞去车站接我。我一走出出站口，她已经等在那里了。由于我思念她的感情积蓄了很久，这时激动的心仿佛要从胸膛里跳出来。我招了招手，就快步向她走去。我招手的那会儿，心中就异常明白：我们俩将终身相伴，共同走完人生之路。
自备干粮的“编外人员”
某天晚上，我们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北京京剧院的著名老旦演员王树芳打来的。她将在民族文化宫举办个人演唱会，希望我和钟瑞为她主持。当时我和她不是很熟，只在会上见过面。但以往常听她的戏，也算心仪多年了。我们一口答应，一连主持了三场。
以往，我主持别的文艺晚会，通常有车接送，最差的也有盒饭招待。可主持王树芳的个人演唱会，我和钟瑞每次乘公共汽车去，再乘车回。我们不仅不要一分钱的排练费、劳务费、出场费，而且是自带干粮，备些面包、酸奶、鸡蛋什么的。的确，虽说京剧是个高雅的艺术，是民族的瑰宝，可这些年来不怎么景气，作为京剧爱好者，我们也很着急，一直想为京剧做点什么。
当我们看到三场演唱会下来，从院长到主演，都是啃面包，有一场还吃上了饼干；而那些在后台服务的工作人员，像化妆师、布置道具的人，每人每天仅有5元报酬，连买一盒快餐也不够，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京剧界的朋友们，辛勤地劳动着，认真地工作着，默默地奉献着，可条件是那么艰苦，我们怎么忍心要报酬哪怕是一分钱的报酬呢？演唱会结束后，王树芳和北京京剧院代院长石宏图向我们道谢，我干脆对他们说：您就拿我们俩当你们的编外人员，有事就叫，一定尽犬马之劳。
和京剧结下不解之缘
细算起来，我和京剧的缘分长达四十多年。从六七岁上我便爱看京剧，一听说妈妈要带我去看戏就特别快活。我们家住在宣武门外，常跑的园子是西单长安戏院。这个戏院虽说不大，但全是木质结构，古色古香，布局也很合理，在当年的北京就是很有名的戏院了。
我小时候看的戏有李少春、袁世海的《野猪林》、《连环套》；李万春的《闹天宫》；尚小云的《双阳公主》；荀慧生的《红娘》；谭富英、裘盛戎的《失空斩》。每次看完了戏，回到家里我总要学上一两句，比试一两个舞台动作。我还记得，过年逛庙会，妈妈总要给我买一支木头长穗枪，或是一把木制大刀，拿回家就像张飞关云长那么耍弄一番。
那时，我到戏院去看戏还是少数，更多的是从戏匣子里听戏。经常听马连良的《借东风》、《群英会》；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老生戏的唱词尚能听个半懂，青衣戏就不大懂了。开始时也分不清什么是“西皮流水”，什么是“二黄导板”，不过听个热闹而已。
我二叔宋汝良是医生，三叔宋汝礼是教师，他们都在天津工作。每年寒、暑假我都是在天津度过的。我父亲兄弟三人特别和睦，我又机灵好动，两个叔叔都很喜欢我。他俩是戏迷，我三叔更喜爱京剧，最迷的是马连良。
五十年代初，马连良先生每逢春节必去天津演出。有时在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有时在中国大戏院。不但票价昂贵，而且很难买到。
我记得有一年春节，马连良先生演唱《春秋笔》，我带着小板凳，排了一夜的队才买了两张票。排队的时候，总有人自告奋勇出来维持秩序，当然他也是担心自己买不到票。他事先从家里带来了粉笔，在每个排队人的衣袖上写上顺序号码，以免后来者“夹塞”。这一夜，戏迷们聊天，说三道四，说西道东，但更多的是谈戏。有的说马先生满脸都是戏，唱腔潇洒；有的说李慕良先生的胡琴动听，拉得满弓满调，有的说马先生家住西单，有的为马先生算了一笔帐，说这一场下来他能赚多少多少钱。我当年尚小，不大懂他们说的事情，但我耸起耳朵听，觉得很新鲜，也觉得奇怪，他们是怎样知道那些事的呢？
马连良的杰出代表作《群英会》、《借东风》、《失印救火》等，我都是在天津看的。除了马先生的戏外，我还看了奚啸伯的《白帝城》、黄桂秋的《玉堂春》等。
到了中学时，我更迷京剧了，对京剧艺术家也特别崇拜。在看了马先生的舞台演出后，很想看看他穿便装是什么样子，也想听听他没演戏时是如何说话。有一回马连良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四进士》，我冒着雨排了半天队买到票，提前一个半钟头等候在剧场门口，等到开了锣也没遇见。一打听，原来老先生是坐小汽车来的。散场之后，我又来到后台门口，直等到马连良和李慕良一齐出来。马先生穿着笔挺的黑色中山装，一边彬彬有礼地向观众颔首致意，一边上了奥斯汀汽车，才算称心如愿，想起来就激动。
我还有一次很难忘的经历是在北京饭店看了《探阴山》彩排。五十年代中期，这出戏尚未开禁，那场戏纯属“内部参考”，就如一些进口的内部参考影片一样。我那时还在念中学，硬是磨哥哥想辙。他也是个戏迷，当时在东单区委工作，后来居然奇迹般地弄到了两张票，我们总算一睹裘盛戎的风采。
那是我第一次看《探阴山》这出戏。当听到裘先生唱到“小鬼卒……屈死的冤魂，项带铁链，悲惨惨，惨悲悲，阴风绕，吹得我透骨寒……”时，我真的陶醉了。从这以后，我对裘先生的唱腔非常入迷。我还学过他在《赵氏孤儿》中的那段唱腔。我觉得他的唱腔浑厚有力，韵味深远。
裘先生还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次是北京京剧院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辅导工人学唱京剧。当他给一位工人说《探阴山》这出戏时，他用手在腿上打拍子，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教。那时我站在窗外，像戏中唱的：“我抬头看，看了一个清。”我一边看，一边听，一边也暗暗地学。这可是花钱买票也看不到的呀。
另一件事，是以裘先生为代表的京剧演员足球队到我们三十一中赛足球，同他一道来的还有京剧院的李宗义先生。裘先生戴着一顶毛线织的帽子，在场上奔跑如飞。他的足球技术当然远不如运动员，但他那股认真劲头，如同在舞台上演出一般。这场足球赛，对我的启示很大。把体育和戏曲结合起来，我后来所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钟瑞比我小两岁，不过“戏龄”可比我长。在我刚刚开始戏迷生涯的年岁，她已经穿上小旗袍在新新戏院（今首都电影院）舞台上唱过“苏三离了洪洞县”了。
童年最让钟瑞激动的记忆是坐在三轮车踏板上跟大人去听戏。她最迷京剧，也爱评剧、梆子、越剧、黄梅戏等。小学三年级时，天津评剧院到北京招生，她偷偷考上了，又被当北医口腔医院院长的父亲拦阻了。她常幽默地说，要不我今儿不定在哪儿振兴评剧哩。而我以解说排球赛的灵敏反应接着她的话：那么我们就没缘分同台唱《太真外传》哪。钟瑞最骄傲的是小时候家住在护国寺，离人民剧场很近。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她就成了人民剧场的常客。特别喜欢梅派。上学时，她很活跃，唱京剧也唱民歌，还学唱过单弦。
我常想，我最终和钟瑞走到一起——京剧肯定是一条重要的纽带。我认为，学点京剧对我们俩的播音大有益处。
钟瑞播新闻，三十分钟一二十条一人到底，怎样读得不单调而又有韵味？她想起了京剧念白的抑扬顿挫，疾徐轻重，吸气运气，根据新闻内容安排练不同的声音色彩，所以很多听众喜欢听她播音。
我呢，解说体育比赛，“贯口活”多，就借鉴马派念白的铿锵清晰，武丑台词的干脆利落，处理好“气口”，力争做到像候宝林大师所说的那样，“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生而不紧，熟而不油”，把每个字都送到听众到和观众耳朵里。我还从京剧中学来不少语言充实到体育解说当中来。比如“诸葛从来不弄险”常被我借喻到某个教练身上，点明他的基本风格；而我对解说足球比赛那临门一脚擦网而过时喊出的那声“好险”就是从《淮河营》的“死里逃生我好险”里移植来的。
夫唱妇随，乐以忘忧
1992年7月，去巴塞罗那之前，我的行李箱已经被资料、剪报撑得合不上盖子，我犹豫片刻，最后硬是塞进了几盘京剧录音带，张君秋的，马连良的。因为尽管民航班机上也放京剧，可带子翻来倒去就那么几盘，想过瘾还得带“私房”的。
到了巴塞罗那，我感到自己最终塞进京剧录音带的事做对了。这些带子中有一盘京剧界老朋友杨洪钧专门为我录的马派名剧《淮河营》伴奏带。我在那里参加了运动员的联欢会，还参加了中国驻巴塞罗那领事馆的文艺晚会，我唱，这个伴奏带伴奏，效果很不错，受到到场者的热烈欢迎。
他们说，老宋把京剧唱到巴塞罗那，为中国体育健儿们助了威。
近几年以来，除了转播重大国际体育比赛以外，我也开始主持文艺晚会。比方春节联欢晚会、春节戏曲晚会、元宵文艺晚会、梨园送春文艺晚会、三大国粹文艺晚会等等。掐指算来，我主持各类晚会居然有二百来场之多。
其中，我和钟瑞两人共同主持的文艺晚会也近一百场。
钟瑞主持新闻、评论和专题等节目。从九十年代开始，她又在中央电台主持《空中大舞台》、《周末音乐天地》等综合性文艺节目。由她策划、组织设立的《票友天地》和《歌声连着你和我》、《空中剧场》等栏目深受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喜爱。38年来，钟瑞在新闻播音与节目主持的艺术实践中，坚持继承优良的传统，汲取民族文化的精粹，不断探索和创新，广采博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吐字清晰，音色柔美，发声纯正，富于感染力。
在钟瑞从事播音工作35周年之际，李铁映、李沛瑶等领导同志发来贺信并题词表示祝贺。李铁映同志贺信说：钟瑞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播音专业队伍中的“一名佼佼者”，是“听众的朋友，辛勤的园丁”。希望她继续为中国的播音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程思远、杨汝岱等领导同志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也题词表示祝贺。程思远的题词是“三五周年播音生涯成绩卓异，五洲四海中华儿女同声赞赏”。杨汝岱的题词是“声扬四海达五洲”。
我记得1995年2月22日，在钟瑞走过35年播音路程之际，有关方面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了钟瑞播音艺术研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广电部副部长同向荣等200人与会，荣高棠、吴祖光、袁世海、李光羲、王铁成等人在研讨会上发言，高度评价了钟瑞的虔诚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指出她在播音创作方面功力强，有很深的造诣。她的新闻播音字正腔圆，自然流畅，有大家风范；她主持的节目热情洋溢，清朗爽快，贴近生活。一位藏族听众日戈圣光向钟瑞献上了表达美好祝福的哈达。
钟瑞不但在电台主持综合文艺节目，而且还到现场主持各种文艺晚会，既有中央台新闻播音的大家风范，又有文艺节目主持人的轻松活泼。这样，她和文艺界特别是戏曲界的接触日益增多。每逢戏曲界有事，我们总是当自己的事来办，痛痛快快。不少是为了帮朋友们的忙，完全尽义务。
由于我和钟瑞在主持节目时一刚一柔，配合默契，风趣到位，特别是我们不收这费那费的，在影视戏剧界名声很好。很多人，我们开始并不认识，只是知道他们的名字，听过他们的唱段。他们把电话打到家里来，或写来请柬，恳求帮忙，假如和工作不冲突，我们一般是有求必应欣然前往的。
就在我登机前往巴塞罗那报道奥运会的头两天，还和钟瑞一道为北京京剧院演奏员艾兵主持了一场京胡音乐会。虽说出国前我有很多事情要办，又是体检，又是理发，特别是要准备在国外服用的药品（打从我得了甲亢之后，我出国除了一箱子材料，又多了一箱子药物），忙得不可开交，但我还是抽出时间主持了这场个人演奏会。
那天从剧院回来，时间已很晚了，到家电梯早停止运行，我们俩只好爬楼梯。爬上九楼，两人气喘吁吁，腿都抬不起来了。正应了一句成语：乐不可支。我们心里头委实高兴。我们图个什么？不就是希望能为中国的戏曲事业做点事吗？
为了提高我们的主持水平，我们也从事一些艺术实践，参加一些演出。虽说是荒腔走板，但我愿意学乐意唱，因为这有助于我的节目主持工作。有一年，北京电视台的“正月十五元宵戏曲晚会”，导演让我演《淮河营》中的一个唱段。我在录音棚里唱了，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展示“戏”喉，“票”一把戏瘾。
后来，这种粉墨登场的事就很多了，有时是和钟瑞一起表演。比方我们在北京电视台的一个晚会上唱了《武家坡》，在另一个晚会上唱了姜凤山先生教给我们的那出《太真外传》等等。
我个人唱的更多一些。比如中央台的《荧屏心相印》节目，他们策划要演一折《智斗》，让我演刁德一。当时我也没怎么学，唱起来很吃力。刚唱时，调上不去。那天是直播，我觉得更难了。既要注意动作，又要注意表情，还要化妆。那天是北京京剧院的刘长江帮着我们，把马长礼先生当年的服装和道具全拿给我们。临上场他还提醒我这手套怎么拿，打火机在右衣兜里，我别掏错了。上场后，我心里的确紧张。胡琴一响，就得唱，到了“新四军久住沙家浜”这句，嗓子就“劈”了。后来一位京剧界的朋友教我唱这句唱腔时“走脑后音”，我一试，果然灵验。
那是1993年2月24日，“梅兰芳旦角金奖大赛”决赛晚会上。我和钟瑞是节目主持人，导演严德成不知从哪儿得知我们私下的保留节目，非要让我和钟瑞助助兴，在晚会上来一段《坐宫》对口不可。那天可是现场直播，我们有点心虚，但推辞不过，也就应承下来。然后，我们请教了梅葆玖、梅葆钥先生，还请教了李维康伉俪和姜凤山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师友。著名老旦演员王树芳还特别推荐了她的琴师杨洪钧为我们说戏合弦。我们得到这么多热心朋友的鼓励支持，也做了认真而细致的准备。到了晚会那天，我和钟瑞粉墨登场，夫唱妇和。说实在的，我这个“四郎”唱得不咋的，可钟瑞的“公主”还颇像回事儿。
后来，我们在北京电视台的“元旦文艺晚会”上演唱了一段《太真外传》，效果倒不错：
杨玉环，长生殿，今宵盟定，
与妃子，结夫妇，世世生生。
念妾身，似黄鹤，鹊桥聘定，
贤妃子，何止是，天上星辰。
天虽长，地虽久，有时而定，
好誓盟，永结下，恩爱青春……
郎平管我叫“福星
1982年，某杂志记者冬青来我家采访，提到我为电影《沙鸥》配解说词一事。她说：“我看了电影《沙鸥》，有您一段比赛的解说，电台的体育解说员上了电影，这倒是很有意思。有您的解说，那个比赛场面让人感到更真实了。”
的确，为故事片配解说词那还是头一次。剧本中的人和事，都是我经历过的，我很喜欢。恰巧影片的导演张暖忻来找我，希望能为影片中一个比较长的比赛场面配解说。我很高兴地接受了。
我边读剧本边想，影片虽说只写了一个沙鸥，但她是许多运动员的典型、缩影，从她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许多我所熟悉的运动员朋友们的音容笑貌。我当时就想到了中国女排，想到了“铁榔头”朗平。
十年之后，当我有一回在人民大会堂和著名导演谢晋先生交谈，得知他一直想拍一部反映足球运动员生活影片时，我却又一次想到了女排，想到了郎平。很多记者问我：“哪一场比赛您印象最深？”我不假思索地回答：1981年世界杯女排赛。很多记者问我：“哪一位运动员您印象最深？”我脱口而出：郎平！
1978年，在曼谷举行的第8届亚运会上，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中日女排比赛实况。在转播比赛前后，我同女排队的姑娘们朝夕相处。我看她们练球，找她们谈心，知道了谁是恬静文雅的队员，哪个又是幽默执拗的选手。但仅仅了解简单的人物性格还不够，广大听众和观众更需要的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形象。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访问她们，要记，要看，还必须细心观察她们的生活，深入了解运动员的心理脉搏。就在那一次，我第一次同郎平有了较长时间的接触。这位身材颀长、结实、健美的北京姑娘，不满18岁，浑身洋溢着青春的话力和少女特有的蓬勃朝气。为了突破欧洲拦网大关，郎平每天的连续起跳扣杀，变位跑动扣杀，相当于承受一万公斤的重量级训练。真累真苦呀，超负荷的训练使得她吃不下饭，登不了楼。但她默默忍耐着。她深知“苦”和“累”是提高身体素质、攀登技术高峰、夺取光辉胜利的必经之路。在运动场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中日比赛前的一天下午，在中国运动员房间里，队员们正抓紧时间进行身体训练和治疗。我看见郎平为了提高身体机能，增强腿部力量，躺在地毯上，让医生站在她的腿上踩来踩去。郎平疼得直掉眼泪，但她咬破了嘴唇，也没有喊叫一声。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她坚持着，顽强地坚持着。在郎平训练的间隙，我问她：“这时候，你在想什么？”她果断而响亮地告诉我：“敢打、敢拼，还得敢赢！”
听了郎平的话，一种埋藏在我感情深处的东西，终于被触发了。这是多么可敬的小将啊！从她身上不正是可以看出新中国运动员刚毅而勇敢的气质、机敏又豪爽的个性吗？
与此同时，我觉得朗平年龄虽小，但很不简单，不单有鲜明的个性，而且有超人的毅力，有自己的思想，她的将来不可限量。
在泰国曼谷，郎平就像一颗奇异的光彩夺目的新星，在世界排坛迅速地升起。在与南朝鲜队的比赛中，她那力大劲猛的劈杀，防范严密的拦网，为中国队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她被称为“中国女排的新武器”。
我懂得什么叫“用汗水换取成功”，也看清了体育世界谁是最可爱的人，我明白包括郎平在内的中国女排姑娘们的胜利来之不易。我在转播解说中，情不自禁地向听众观众介绍了她们的拼搏精神：
“亲爱的听众、亲爱的观众：当你看到中国女排运动员在场上的精彩表现，可曾想到，她们是付出了多少代价啊！年轻的小将郎平，为了提高身体机能，让医生踩她的双腿，疼得她流出了眼泪，咬破了嘴唇，也不哼一声。她曾经这样说：我是个新队员，要接受严格的考验，接受最艰苦的训练，绝不被困难吓倒……”
讲到这，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的感情是真挚的，我的声音是颤抖的，我的解说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嘴里蹦出来的。
1979年12月，我赴香港报道在那里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作为主攻手，郎平为中国队荣获冠军立下显赫战功，被人们誉为中国的“铁榔头”。在比赛的时候，场内场外一片“郎平！郎平！”的欢呼声。她的确像一把当当响的铁榔头，砸地有声。她的进攻力度，得到了世界排球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人们把郎平与美国的海曼、古巴的玻玛列斯相提并论，称她为世界三大主攻手之一。
12月8日，在香港，我和郎平交谈了长达6个小时。她对我讲述了自己的童年、作为运动员的成长史以及将来的打算，还展示了她丰富而成熟的内心世界。
从孩提时代起，郎平练过绘画，迷过音乐，也曾幻想当飞行员。13岁那年，父亲领她去体育馆看了一场国际排球赛。她惊喜地发现平日上体育课托不了几下就往地上掉的排球，在运动员手上那么听话，觉得又新鲜又富于魅力，于是，心里头萌发出要当排球运动员的理想。
她先到北京市第二业余体校学习，在张媛庆教练的指导下，进步神速，两年后就进入北京女排队，而且成为主力队员。一年后，袁伟民教练起用了不满18岁的她，让她参加第8届亚运会，顶替当时的主攻手杨希，打四号位。郎平对我说，她14岁时，身高就1．73米，她觉得自己高，但不笨，对自己很有信心。进了国家队以后，她感到了集体的温暖，认识到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不能脱离集体。她对自己要求很严，常想平时刻苦训练，赛时才能充分发挥。袁指导安排了一个男运动员陪练，她不把他当男的，而是当美国主攻手海曼。排球比赛当中的跑动进攻难度大，还在很少有人运用时，郎平就及早训练。她说早点掌握跑动进攻，就多了一条腿。
香港长谈之后，我和郎平后来还交谈了数次。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到达的第三天，我利用中午吃饭时间再次采访了郎平。她说：“这次我们有条件夺取世界冠军。这是老一代排球运动员为我们创造的机会，我们要去夺，毫不犹豫；即使夺不下来，也要为年轻运动员提供教训。”她还这样谈到自己：“对方拦网把我当重点，我不能没有信心。我要发扬敢打敢拼的精神，从困难中摆脱出来。”
通过这一系列的谈话，一个坚毅顽强、无私无畏的战士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郎平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她很有思想境界，有自己的见解。除了刻苦训练，她还特别重视加强文化修养。闲空时读了许多书刊，像《飘》、《我的前半生》、《基度山伯爵》、《人民文学》等等。
郎平很有爱心，有一次她被评为“十佳”运动员，获得100元奖金，她拿出一半给女排伙伴，另一半给了男排。在这些问题上，不计较个人得失。中国女排能够连续五次夺得世界冠军，这与郎平的奋勇拼搏分不开的。女排的许多场重大比赛，我都随团作了转播报道。郎平见了我，称我为“福星”。她说看见我就能赢。这当然是开玩笑，但说明我们之间感情融洽。
郎平在国外的一段时间，每年圣诞节，我总要收到她寄来的贺卡。虽只寥寥数语，但越洋过海，表达的是深厚的友情。
在郎平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时候，我再次采访了她。事实证明，郎平担任女排主教练是合适的，工作是出色的，成绩斐然，有目共睹。现在，在郎指导的带领下，新女排正茁壮成长，越来越成为世界排坛一支重要的队伍。在此，我衷心祝愿郎平再接再励，再上一层楼，再立新功。
“精通七国语言”的谢添
1992年2月，国务院组织科教文卫体各界知名人士到三峡考察，在“西陵号”轮船上，同船员们一道开了一个联欢会。考察团里有许多文艺界名人，纷纷上台献艺，有独唱的，合唱的，独舞的，朗诵的。我记得著名舞蹈家资华筠表演了一个舞蹈，受到在场一百八十多人的欢迎。
大家要求谢添导演也出个节目。谢导走到台前，说他当然要表演个节目，但必须让宋世雄和他一块儿演才行。，大家就喊“宋世雄！宋世维！”
谢导点将，我忙站出来，一点没准备，心里没底儿，不知谢导要导演什么出人意料的精彩节目。
谢导说，他“精通”七国语言，像俄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等，就在这儿给大家伙儿演说一番；宋世雄呢，是他特邀的翻译。他说一句，翻译现场就得译出来。我顿时一愣，这可打了我个措手不及。我俩事先不曾通气几，谢老连一点暗示也没给我，我如何“翻译”呢？
我以前看过谢老演的电影和他拍的《林家铺子》等一批优秀电影，在我心中是一尊偶像，但没听说他还精通七国语言啦？我灵机一动，心里头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几，笑立一旁，静等好戏开场。
谢导嘴中“叽哩哇啦”一番，说他这是俄语，然后以手示意，让我翻译。我流利地“翻译”说：谢老说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参加这次长江三峡的考察。
谢导在一边笑着听完我的“译文”，接着“咕噜呜哝”讲了一段。我说：谢老这回说的是法语。他说，这次考察中，特别要感谢“西陵号”的船长和全体员工对我们考察团提供的热情而又周到的服务。
谢导再来一句“叭咪咛嘤”。
我说：谢老用西班牙语讲，昨天晚上，我们要穿过长江最大的险滩，我们经验丰富的船长胸有成竹游刃有余地驾驶着这条巨轮，安全平稳地驶过了险滩。我“翻译”完，全体船员纷纷起立鼓掌，气氛非常高涨。
接下来，谢导又讲了几种“外语”，我都流畅地“翻译”出来。这场长达数分钟的“双簧”，其实是我自个儿表演，谢导却轻松，“信口开河”，而我得根据我们在“西陵号”上的所见所闻以及受到的良好服务即兴编词儿。我们合演的“外语翻译节目”完了，全场掌声如雷，欢声笑语不断。大家纷纷要求我们“返场”。谢导兴头正浓，就拉着我加演打乒乓球的口技。这回轮到我轻松了，解说球赛可是我的拿手活儿。于是谢导嘴里嘀嗒响个不停，我为他配解说：“现在李富荣发球，徐寅生挑起一个大腕把球接过来……”
那场联欢会，我和谢导合演的节目是最精彩的，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不少人问我，翻译那个节目是事先准备好的吧？我说没有，谢导搞了个突然袭击。也有人问谢导：你们在底下商量好了吧？谢老说，真没有商量，像宋世雄那样机敏过人的人，我们还用商量吗？
谢导非常高兴，联欢会结束时，他说走，小宋，我给你写一幅字。
谢导多才多艺，一笔草书龙飞凤舞。他特地为我写了四个大字：松涛鹤舞。
打这以后，谢导对我格外亲切、友好。后来中央台举办了一台文艺晚会，请谢添表演节目。谢导说：“我演可以，但必须有宋世雄做搭档。”
那时，我正在密云参加一个学习班，于是他们打电话让我回来，和谢导同台演出。我们的节目是：谢导表演哑剧——一会儿打乒乓球，一会儿投篮球，一会儿又是高尔夫球；而我干我的老本行——实况解说。我们配合得相当默契，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战士的军礼
1982年9月，我从秘鲁转播世界女排锦标赛回来不久，一位解放军战士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我家的地址，特地给我送来两包糖。他人生得魁梧健壮，浓眉大眼，一副风尘仆仆走了远道的样子。我深受感动，就询问他的姓名、部队番号，他只说在某铁道工程兵部队当班长，但执意不讲出姓名。最后，他向我敬了个军礼，就走了。
我站在门口，望着那位言语不多但感情深沉的班长渐渐走远，心里泛上一股子甜味，比吃了糖还要甜蜜。那两包糖，我转送给了街道的幼儿园。我对幼儿园的阿姨说：跟孩子们讲，这是解放军叔叔特地送给他们的。
1985年5月，我得了急性肠炎，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还是老人民医院，在白塔寺。住院部楼房没有电梯。而我上四楼。这时，有几位住院病人的家属，他们认出了我，说是解说比赛的宋老师呀，我们抬您上楼。于是，我坐在一张凳子上，几个热心听众就呼儿嘿哟地把我抬上了四楼。
在此之前和之后，我坐过小轿车，坐过软卧车厢，坐过运动员舒适的专机，但是，只有这一次，几个陌生人把我抬上四楼的这一次，我坐得最舒服，我的心头感到最舒坦。
两天后，钟瑞正陪同我在病房里说话，一个护士进来说楼下来了几位海军战士，要求见见我，问我怎么办。钟瑞就下了楼。原来，几个海军通讯兵在“5·19”中国足球队同香港队那场震动全国的比赛中没听到我的转播，就往中央台打电话询问。他们得知我生病住院了，于是就从公主坟步行到白塔寺人民医院来探望我。
他们四个人，一进病房就排成一队，齐唰唰地向我敬了个军礼。这几个通讯兵后来我们还经常联系。听说我要从复兴门搬到崇文门，他们说不用请别人帮忙了，他们全包下来。那年头北京还没有搬家队，几个海军战士在一个星期天帮我搬了家，饭不吃，烟不抽，水也没喝。
现在我想起这事儿心里头还充满感激。多好的军人啊，他们爱足球，他们也爱听我的转播解说，一旦发现在大型的比赛中我没有露面，就给中央台打电话，而一旦得知我生病住院，又风尘仆仆地从部队驻地步行到医院。当他们知道我要搬家，再一次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利用休息时间为我们搬家。
近两年，我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奔波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我听不到他们的音讯了。我曾根据他们给我留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我希望再见到他们。然而，电话号码变了，而他们也复员了，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啊，朋友们，你们现在好吗？我相信你们虽然脱下了军装，但还像以前一样热爱足球，热爱体育，热爱我的实况转播。我多希望你们某一天能读到我这本《自述》，你们就会知道，你们的宋老师常常在思念你们！要是哪天你们来北京出差，或者领着妻子孩子来旅游，一定来我们家做客好吗？我今天还住在崇文门，你们是很熟悉的啊！
夫人眼中的宋世雄
作者：谈健
宋世雄：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高级体育评论员。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９５年获最佳国际广播电视体育主持人奖。
今年是宋世雄体育主持生涯的４０个年头。他表示将在６０岁退休，好好地跟家人团聚，也对自己几十年的主持生涯做个总结和回顾。他说：我退休后，不会忘记关心着我的热情的观众，我将继续为他们服务。借《羊城晚报·新闻周刊》，特向球迷表示谢意，谢谢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关怀，也谢谢他们对我的批评。
今年１０月中旬，刚从加拿大探亲回来的宋世雄来到广东三水主持了三水国际龙舟节，他那特殊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吸引了很多观看者。在三水的观龙楼，记者采访了他。在采访中，他多次提到他的夫人钟瑞，他说：“在我取得的许多成绩中，我的夫人对我的帮助很大，不论是播音技术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有她的一份默默地支持和帮助。”
前些年，有媒体把宋世雄评为中国十大最差艺人之一。然而，不管外界如何评价，当记者采访钟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时，发觉在她的心中，宋世雄永远是最好的。
恋爱趣事
宋世雄１９３９年冬天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一个偏僻的村庄，至于他的具体出生日期，据说他的母亲已不记得了，只知道是属兔的没错。但是到了７０年代，他在干部履历表上填的是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３日，１１月１３日是他和钟瑞的结婚纪念日。
宋世雄小的时候，全家人为了生计，随父亲到了北京，于是他成了北京人。奇怪的是，这个靠“嘴皮子”走上成功之路的著名节目主持人，５岁以前都不会开口讲话，甚至到街上买肉都只能用手比划。但是到了５岁的时候，这个“小哑巴”突然说话了，喊出的第一句话是“妈妈”。这就应了中国一句俗话：“贵人语话迟”。
小学时的宋世雄是个体育迷，乒乓球、篮球都玩得不错。到了中学，这种迷恋简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经常到体育场看篮球和足球比赛，甚至连国家队某个球员习惯把运动衣放在短裤外面都非常留意。很快，他又被广播电台的体育节目迷住了，把当时的体育节目主持人张之当成了崇拜的偶像。１９６０年，宋世雄美梦得圆，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了一名体育记者。从此，他开始沿着梦想的路线前进，并且再也没有停滞过。
我是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的，比宋世雄早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个月。他刚进电台时，是体育记者，我是播音员，他经常拿稿子来发，一来二去，我们就很熟了。因为他没经过专业训练，又很好学，就经常来向我请教，我就常教他发音和用声等方面的知识。
无数美丽而静谧的黄昏，在办公室或是公园里，宋世雄练气时，我就在他的身边。共同的事业和爱好使我们的心靠近了。
一天晚上，我约宋世雄去人民剧院看戏，是杜近芳和叶盛兰主演的《柳荫记》，进了场坐下来，宋世雄才发现，邻座的竟是未来的岳父母和小姨子。３个人时不时地扭头望望宋世雄，他心慌意乱得根本分不清台上谁是梁山伯谁是祝英台。心里直嘀咕：人民剧院今天哪儿是在演《柳荫记》，分明是在上演“相女婿”嘛。其实，这出戏是我精心安排的，我以为剧院的光线比较昏暗，父母对宋世雄的“目测”不会很清楚，容易蒙混过关。谁知父母亲的眼力非常厉害，光线尽管昏暗，还是发现了“问题”：这年轻人，太瘦了真的太瘦了，莫非患了什么病？
为了女儿的终生幸福，他们不得不规劝我：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虽然父母让再考虑考虑，但我仍和宋世雄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王府井体育场看职工篮球赛，宋世雄坐在场地边，边看边练习解说。我则在一旁当惟一的听众，帮他做记录，时而纠正他的发音。把宋世雄感动得不行：我得一知己足矣！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３日，经过４年的恋爱，我们结婚了。
恩爱加油站
记者采访宋世雄夫人钟瑞那天，正好宋世雄起程去日本参加’９９世界排球锦标赛的直播。
那天我上大早班，３点就要起床，要赶到电台播送《新闻和报纸摘要》。我轻手轻脚地起床，生怕嘈醒了老宋，因为他１０点钟还要去坐飞机。可我一起床，老宋立即也跟着起来了。忙着帮我弄早餐，并帮我泡好一壶茶，以便我播音时喝。看着他在忙乎，我不禁眼里有些湿润，几十年来，不管宋世雄是什么身份，什么级别，只要他在家，碰上我上大早班，他总会这样为我做早餐、泡茶。我说：“你起这么早干啥，多睡一会，等会你还要坐飞机呢。”老宋却说：“这么多年，都习惯了。我这一出去，又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来，咱们握握手吧！”
“你看，他就是这么好玩”。隔着电话，记者也能感觉到钟瑞好听的声音透着笑意。
１９９０年，宋世雄得了严重的甲状腺机能亢进。住院期间，工人体育场举行迎亚运的大型义演晚会，他坚持做节目主持人，并一丝不苟地进行多次彩排。我担心他的身体，接他的车从医院到体育场要经过我们家，我就端着不凉不烫的鲜鱼汤等候在马路边，拦住车，让他喝汤。刚开始，他感到在马路上喝汤有些“那个”，我说，你正生病，又要主持节目，不增加营养怎么顶得住？非要他喝下不可。喝完了鱼汤，宋世雄去彩排，返回医院时，车又经过家门口，我又候在马路边，手上端着的是红枣莲子汤，每次都换个样。看到宋世雄站在马路上喝汤，一些不明就里的人都笑，而我，心里却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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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世雄激情复出(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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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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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和古巴的女排比赛中出现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声音，他便是已经退休八年的我国著名体育评论解说员宋世雄。宋世雄在这场比赛中宝刀不老，长句不卡壳短句更精炼。而对于他独特的解说风格，观众中引起了是“语言轰炸”还是激情解说的争议。
惊喜：69岁宋世雄为奥运复出当年，伴随着中国女排五连冠的辉煌，宋世雄的名字和声音便成为那代人永远的记忆。如今，沉寂8年后，细心的观众发现，今年6月22日，宋世雄出山解说了中国女排和巴西女排的比赛，那也是他重出江湖后的第一次解说。
对于此次重回解说岗位，央视副台长孙玉胜曾表示：“2008年的奥运报道，在播音员、主持人方面要做到群贤毕至，一定要把宋老师请回来做奥运会报道的主力。”对此，宋世雄也表示，自己一直在进行女排比赛解说的准备工作，由于女排的格局相比二十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他和中国女排都将面临新的挑战。
惊叹：长句不卡壳短句更精炼13日晚，69岁的宋世雄以高亢、激情的声音出现在首都体育馆，解说了当日中国与古巴的排球比赛。当日的解说中，宋世雄仍然保持了他严谨的作风。尽管容颜老去，他仍精心打理发型精神抖擞地投入到工作中。尽管告别电视解说8年，他仍像以往那般思维缜密、字正腔圆，既能用简短的语言精炼概括，也可以一口气说出几十个字的超长句子，中间没有任何停顿和卡壳，让不少观众赞叹他宝刀不老。
在这场比赛中，宋世雄用简短的语言总结出中国和古巴两队的优劣势――“中国展现拼搏精神，古巴核心力挽狂澜”，也一口气说出“中国女排在本场比赛中积极贯彻主教练陈忠和的战术意图，立足自我，力拼对手，主要是从发球、一攻和防守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布置，而女排姑娘们则高质量地将以上三方面进行了完美的演绎。同时，中国女排面对古巴女排的强势进攻时发扬出每球必争的拼搏精神”这样超长的句子。
争议：是语言轰炸还是激情解说？
对于宋世雄的复出，观众的意见也是褒贬不一。支持宋世雄的观众表示“宋世雄有崇高的敬业精神。清晰准确的解说，后辈的解说员是难以超越的”。更有观众充满感性地说：“快带出一些徒弟吧。丰富的知识和内涵是必不可少的！他把听众当亲人当上帝，竭尽全力为大家解说，以前一场比赛只是他一人解说，我们仅是听，就像亲临现场一样，现在一男一女两人解说也比不上他一人。后来者努力吧！要敬业、要勤奋！”
但是，也有网友留言对宋世雄的解说风格提出质疑：“数据轰炸般的解说早就落伍了，别把一些人的怀旧当作自己复出的理由！”还有网友表示，宋世雄的解说信息量不大、但词汇太满，是一种语言轰炸，“我们更希望能安静地看比赛，而不是耳朵里塞满无用信息”。但有更多的观众对宋世雄的复出表示支持，“宋老见证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他的声音留在了当时每个人心中”“宋世雄不仅仅是解说比赛，这也是两个时代的对比，原来也许是在广播上听奥运会，而现在是在自己国家举办奥运会，宋世雄不仅是解说员，也是一位见证者。”
（胡晓）
链接
宋世雄是我国资深体育节目主持人，1939年出生的他从1960年开始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体育评论员。1995年被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评为“最佳国际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他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他的解说以认真全面而且富有激情著称。2000年，宋世雄从央视光荣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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